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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教育信息(200712)
  2007-5-5 11:48:00   浏览次 作者: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谈教育特刊】

    编者按:近日,《中国教育报》头版“两会聚焦”专栏连续刊发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就教育发展发表的意见和建议。全面借鉴“两会”代表委员关于教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办“公平质优、群众满意”的教育,推动全市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市教育局主要领导的意见,现将连载的“两会”代表委员谈教育的有关文章予以刊发。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紧密结合实际,对照“两会”关于教育发展的决议和代表委员关于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查找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不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努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实现新的发展、新的跨越。

 

总理报告振奋人心
——今年95亿元奖学助学 部属师大师范生免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200亿用作明年奖助学金
  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国家将采取两项重大措施:
  一是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同时,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困难家庭的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这是继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件大事。二是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这个具有示范性的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
  1.5亿农村中小学生免学杂费
  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
  温家宝说,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今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去年增加395亿元。“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将投入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同时,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今年还要确保全面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1840亿用于去年农村义务教育
  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过去一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1840亿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410个“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县已有317个县实现目标,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由2003年的77%提高到96%。中央财政连续三年累计投入90亿元,用于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7651所学校受益。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已投入80亿元,覆盖中西部地区80%以上的农村中小学,1亿多中小学生得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6日)
 
让教育成为最受尊重的事业
——全国政协委员热评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
 
  “我当年考大学,20多个志愿填的全都是师范,就是因为家里穷,读师范可以全免费!”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十分动情。37年前,迈出北京师范大学校门,潘贵玉回到了故乡湖南,在埋头做了13年的中学教师后,由学校到教育局、再到政府部门,慢慢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师范大学的四年学习,改变了她的一生,对于母校,她永远心存感激。
  3月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教育终于恢复免费了!”这一消息让潘贵玉等政协委员感到异常欣喜。
  恢复免费,意义何在
  身处教育内部的人,都会有一种切身的感受: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刚刚出台的师范生免费教育可以说是继中央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后的又一重大举措。
  “这是政府尊师重教、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示范性举措。”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叶建农对记者说。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众多委员们的赞同。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李有成对记者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都是与教育分不开的,决定国家前途的根本在教育,根基在教师,只有重视发展教育,只有在社会上形成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我国才有可能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恢复免费,可以吸引更多优秀而家庭贫困的孩子走进师范大学校门。”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据他回忆,我国师范教育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一直实行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只有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后,由于国家财力不足,才引入了教育成本分摊机制,向学生收取学费。“教育成本分摊虽然对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加上社会保障和资助体系不健全,这一改革也使一些下岗工人和农村的孩子读好书的愿望难以实现。”盛连喜不无遗憾地表示。
  盛连喜还记得,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到东北师范大学视察,在征求学校对于师范教育免费的意见时明确表示,这一政策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师范院校来读好书,从事最受人尊重的事业。
  “我们在谈论免费的意义时,还不能忽略这样一个背景,”宁波市政协副主席陈守义说,“近几年中央比以往更加关注教育的普惠性,提出要积极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将有利于加强农村和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农村教育良性发展。”
  免费政策,如何落实好
  来自师范院校的委员们向记者透露,今年秋季,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都将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中央为此将投入专项经费,受益的大学生将在11000人左右。在与6所师范大学反复商议后,教育部近期将出台具体的制度和操作办法。“制度从设计上非常人性化,既尊重学生的个性选择,又兼顾到国家的需要。”盛连喜肯定地表示。
  至于怎样用好这笔专项经费,盛连喜提出了新“三好”的观点:把好的学生吸引来,在学校培养好,到基层服务好。
  “有了免费的好政策,把好的学生吸引来不成问题。”盛连喜胸有成竹地说,“今年的分数线肯定比往年要略高些,这个政策对于农村和贫困家庭学生肯定有吸引力。”盛连喜还表示,今年在师范生的录取中会增加面试环节,考查学生是否具备教师的基本素质,这样就保证了教师的“进口”关。
如何把好的学生培养好?盛连喜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因此学校确定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出成千上万的教育家,这一培养目标要比以前更高。“要成为教育家,需要对整个教育的了解和研究,掌握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各阶段教育的特点,凡是有成就的教育家,都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很好结合的学习过程。此外,培养教育家还要注重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的结合。”盛连喜解释。
  如何让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基层服务好?盛连喜认为,“出口”工作做得如何,将直接关系到“进口”,“现在的学生在农村工作一段时间,普遍感到心里没底,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很多地方的农村学校已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无论硬件条件还是教师待遇与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必须让学生在学校学习时多了解农村的情况。此外,还要教育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相结合。”
  一直以来,虽然不少教育界人士都在为师范院校是否应综合化的问题而争论,但各学校却不约而同地表示将要适当调整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比例,强化教师教育的优势和特色。
  从中央到地方,路有多远
  中央给6所部属师范大学的专项经费让一些省属师范院校羡慕不已。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当天,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校长陈述涛就拿出了一份《建议省属师范院校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提案。
  陈述涛委员告诉记者,省属师范院校的贫困生比例要更高些,他们更希望能得到国家的帮助。陈述涛认为,6所教育部部属师范院校师范生免费教育,虽然可以达到吸引优秀学生、尤其是优秀贫困学生就读师范,从事教育工作的目的,但却很难实现补充农村贫困地区教师数量,提高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师资水平的目的。“相对于6所教育部所属师范院校,省属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比例更多些。”
  “部属师范院校免费了,省属的怎么办?”李有成委员估计,在中央的示范作用下,省属师范院校最终也将实行免费。“但到底政府能拿出多大的财力来做这件事?我最担心的是免费后,如果经费跟不上,好的学生来了,但好的教师却走了,或者学校无法给好的学生提供好的教学设施。”
  对于政府的经费支持,陈述涛委员认为,可以采取“先减后免”,开始减免一半的学费,经过3年过渡期后,再全部免除。“我建议经费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负担,比例可以参照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和地方的分担比例。”
  对师范生全部实行免费教育,不仅来自省属师范院校的委员们充满了期盼,其他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人表示支持。陈述涛委员的提案刚刚拿出,就在政协农工组获得了一致响应,所有农工组的政协委员都在提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7日)

实现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
——代表委员评点2006年教育事业发展
 
  全国小学招生人数4年来首次回升,增加57.6万人,大量农村儿童进入正规学校就读;中职招生增加75.8万人,使得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历史性地接近60%,高中发展瓶颈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高校招生增幅下降5.7个百分点,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初步实现———教育部有关部门3月7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亮点频现,赢得了“十一五”教育工作的良好开局。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这两天来,代表、委员们对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说的这句话感触很深。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逐年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方针政策,推动了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科学发展。面对“新鲜出炉”的2006年教育事业发展数据,代表、委员进行了评说。
  农村教育投入加大 小学招生人数回升
  【数据】
  2006年,全国小学招生1729.36万人,比上年增加57.61万人,是连续3年下降以来的首次明显回升。招生人数增长主要体现在农村,全国有23个省份农村小学招生规模均有所增加。全国初中招生1929.56万人,超过小学毕业生人数,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2006年,全国初中阶段寄宿生为2221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37.27%。全国有7个省农村初中寄宿生所占比例超过50%,全部为中西部省份,其中西藏、广西和云南3个省份该比例超过70%。
  【解读】
  在学龄人口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小学招生数出现回升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部分农民工子女返回老家读书,使得当地小学招生人数比过去有所增加;二是由于各地落实新的《义务教育法》,使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得以进入流入地公办小学读书。中西部农村寄宿生所占比例较高,有7个省农村初中寄宿生所占比例超过50%,表明近年来中央和各地大力推进的农村寄宿制工程取得明显成效。
  【点评】
  全国政协常委、宁夏政协副主席朱佩玲:这说明2006年我国“普九”取得很大的成绩,主要体现在西部,比如我们宁夏,去年提前一年完成“普九”。统计公报显示的义务教育发展的几个数据变化,比如,小学招生人数本来是负增长,现在转为上升,且主要增量在农村,这是国家实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取得的显著成果。尤为可喜的是,初中招生人数大于小学毕业生数,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两免一补”吸引了大量辍学的孩子返回校园,而且初中寄宿生的比例超过了半数,很好地解决了西部农村孩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很令人鼓舞!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师大校长王利民:这些统计数据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我国义务教育面貌发生这么大变化,充分说明本届政府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切实承担起义务教育责任。之所以有这些亮点,与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关。如“两基”攻坚、农村远程教育工程、“两免一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等。在“普九”工作过程中,家长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对女童上学、控制辍学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认识,这些都说明农村教育在逐步提高。
  中职扩招初见成效 普职协调实现在望
  【数据】
  2006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1602.6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59.2%。其中普通高中招生871.2万人,中职招生731.4万人。中职招生人数的大幅增加,是高中阶段招生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高中阶段普职招生比例明显缩小,2006年普职招生比例从2001年的58.3∶41.8缩小到54.3∶45.6,缩小4个百分点。
  【解读】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59.2%,这是一个值得欢欣鼓舞的数字,意味着这个我国“十五”期间唯一未能实现的基础教育发展目标,终于在“十一五”开局之年得以实现。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中职教育的大发展。并且,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连续两年来的增速都超过了10%,如果继续保持这一增速,则今年有望提前实现《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的“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的目标。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上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守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对地方经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培养出一大批各种层次的技能人才。如今大批农村孩子选择中职,毕业后除部分考入高职院校外,相当一部分中职毕业生回到农村,并带动起当地养殖业、种植业等产业的发展。在浙江,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家庭工业,都给中职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陈益群:产生这些变化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党政领导看到了职业教育在发展经济、提高劳动者素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了对职教的经费投入。职业教育是加速国家建设的动力源,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助推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可以说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还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共同出力。
  相对稳定高招规模 重点提高教育质量
  【数据】
  2006年,全国普通、成人本专科(高职)招生724.44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高职)招生540万人,比上年增加35.54万人,增长7.05%,增幅同比下降5.7个百分点。全国共招收研究生39.79万人,比上年增加3.31万人,增长9.07%,增幅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
  【解读】
  2006年5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第135次常务会议决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之后,国务院召开了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要求,部署了工作。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国务院的决定,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调控和管理的措施。正是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协调了学校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关系,较好实现了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党中央、国务院于1999年5月作出了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战略决策,扩招的成就有目共睹。如今,高等教育应该更多思考的不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构筑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里的关键在于协调学校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将这几大要素统一协调到最佳均衡点。要树立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教学是高校的中心工作这样一种办学理念。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唐纪良:高等教育把握发展节奏,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一方面,要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要正确处理好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数量扩大与质量提高的关系;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的关系;眼前和长远的关系;规模发展与增加投入、改善条件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既要考虑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需要,也要考虑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既要考虑规模发展的需要,也要充分考虑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等等。(《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8日) 

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基本保障
——代表委员谈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4%目标的重要意义
 
  “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100亿元初中学校改造计划”……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调体现,让出席两会的教育界代表、委员们在这个颇有些寒意的京城早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和春风疾劲的脚步一样,周洪宇、侯自新、沈士团等代表、委员们也同样步履匆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时刻萦绕在他们心头,因为他们期待教育优先发展的步伐也能踏着春的脚步,一路疾驰。
  “每一个数字后面沉甸甸的内容,都体现了中央政府优先发展教育的决心”
  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上年增加395亿元;“十一五”中央投入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
  建立健全普通高校和职业学校奖助学金制度,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
  ……
  温家宝总理宣布,政府投入要确保“三个高于”,其中就包括要确保用于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高于上年。
  而在去年举行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4%成为会议《决定》中的唯一数字性指标。
  “这些约束性指标,对政府政绩的考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把任务分解到各级政府,谁好谁坏一目了然。”全国人大代表侯自新说。
  早在去年“两会”期间,侯自新代表就把2010年实现4%作为一个约束性的指标提出来。他认为,教育与能源、环保一样,体现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才能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进行综合的考虑。反之,如果没有教育的优先发展、投入的保障,我们的国民素质就不能得到长期、稳定、迅速的提高,就很难培养出大批各行各业的创新型人才。
  对于4%的数字,国人并不陌生,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十几年来,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比例始终没有达到4%,历史上该比例最高点是2002年占GDP的3.41%。这与我国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而在这次“两会”上,代表、委员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政府工作报告用了这么大篇幅、这么多地方、这么多数字来讲教育,我非常感动。作为这5年教育改革发展的亲历者,我感到,每一个数字后面沉甸甸的内容都体现了中央政府优先发展教育的决心。”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说。
  正是这一系列数字,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4%,近了!近了!
  “要保证教育经费不仅预算做到‘三个增长’,在决算时也要确保‘三个增长’”
  在讲到今年的教育发展时,温家宝总理用了892个字。短短几分钟内,近5000名代表、委员7次热烈鼓掌。中央对教育的高度关注,让人们对教育优先发展有了更多的期待。
  而从4%的既定目标来看,目前2.82%的教育投入比重距离4%的目标还有1.18个百分点,用不到4年的时间实现4%的目标,是否切实可行?
  “无论未来4年我国GDP的增长率按8.8%还是9.8%来推算,只要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保持在当年财政收入的15%至16%之间,就完全可以在2010年实现4%的目标。”周洪宇代表解释道,对未来几年我国GDP年增长率的主流预测在8%至10%之间,而我国财政收入在1993年至2006年间高达18.94%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让他对4%的实现充满信心。
能不能实现4%的目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国家逐年增长的财力水平和利好的政策环境下,如何实现4%的目标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
  采访中,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用好的政策培育好的观念,用好的观念指导好的实践,才能最终打通从好政策出台到4%目标实现之间的通途,“提高认识”、“加大投入”、“明确责任”是代表、委员们提及最多的字眼。
  “要保证教育经费不仅预算做到‘三个增长’,在决算时也要确保‘三个增长’”、“国家制定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办学条件和生均拨款基本标准,省级政府也要制订不低于国家基本标准的地方标准”是全国政协委员沈士团给实现“4%”开出的方子。侯自新代表对此深有同感,他说:“其实教育投入经费增长比例要高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这些在每年年初的财政预算中都有体现,但年终决算的结果却有不小出入。”因此,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加强对同级政府教育投入情况的监督,并以之为依据考核政府工作业绩就显得十分必要。
  “应尽快制订《教育经费投入法》或《教育预算法》,将各级预算中教育经费支出单列,设置‘教育经费类’级科目,列入各级政府预算。”在周洪宇代表看来,4%的既定目标之所以尚未实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相关法律的支持,而在立法层次上对各级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完善教育财政预算决策程序等进行明确,对保证教育投入足额到位将是极强的引导和规范。
  而对于各级政府在其中所负责任比重的问题,在很多代表、委员看来并不是个难题,目前实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我们完全可以比照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分项目、按比例承担的做法,同时要增加教育投入的透明度,对各级投入、到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公示。”侯自新代表说。
  周洪宇代表举例说,对现有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新增的教育费用,应由中央政府全部承担;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由“中央和省共同负责,以中央为主”;对于中部地区,实行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作为教育投入的主体,建立“中央和省级财政共同分担,各占50%”的投入机制;而对于发达地区,则实行以“省市为主”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中央只适当予以资助。“应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合理划分新增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
  周洪宇说,在2010年达到4%的目标,将使我国的教育经费在现在的每年5000亿左右的基础上翻一倍,达到一万亿左右的总额。
  “实现4%的目标,对我们这种国家重点开发扶贫县的老百姓来说,绝对是个福音!”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陈世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务川县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一费制”标准测算,小学生每人每学期80元,初中生每人每学期130元。因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农村可以生二胎,所以务川县家庭一般都有两个孩子。按一个家庭一名小学生、一名初中生计算,一年下来“一费制”的费用就要400多元,而2006年务川县农业人口年均纯收入只有1600元。“如果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大幅增加能填补这部分费用,老百姓一家人一年农业生产用的化肥、种子就都有了!”
  陈世平代表告诉记者,务川县义务教育阶段加上高中阶段在校生人数超过8万,但单纯依靠农业和烤烟种植业的县级经济一直很薄弱,虽然2006年4693万元的县本级财政收入中就有500万元投入教育,但还是有“吃不饱”的感觉。
  “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给老百姓减轻了负担,下一步希望国家能将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范围和标准进一步提高!”陈世平代表说,目前务川县48%的学生享受教科书免费的优惠,获得寄宿生生活补助的范围只占20%,补助标准偏低。“寄宿生大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现在早餐2元一份的米粉都很难找了,一天吃饭最少也要七八元钱,每学期100元的生活补助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筹集、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由于教育经费的持续紧缺,我国教育健康、均衡、和谐发展仍会面临捉襟见肘的情况。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近年来对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样本小学课桌椅残缺不全的占37.8%,实验教学仪器不全的占59.5%,由于可用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现象也相当普遍。
  “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尽早实现4%的目标,是解决办学困难,确保教育健康、均衡、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周洪宇代表言辞恳切。《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显示,2005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万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516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2%,比上年增加了0.03个百分点。
  “如果2010年能实现4%的目标,即使按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也将比2005年增长2162亿元。”全国政协委员沈士团说,只要4%这个目标达到了,由于经费不足造成的教育困难和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9日)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对农村职教发展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我们一到村子里,村长们就拿出村子的规划图,好像村貌整洁、道路硬化就是新农村了!”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去年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调研时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其实,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是要有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鲍义志说。
  在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部分农民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向新型农民转化;另一部分要成功转移到城市,这其中,农村职业教育举足轻重。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委员们围绕如何发挥职教的作用,挖掘农村的人力资源等话题,纷纷建言献策。
县级职业学校,怎样成为致富摇篮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县级职业学校,县级职业学校该怎样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副主委张庆成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多年来关注农村职业教育,他给记者讲了一个在调研中碰到的故事:
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是个有着141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年财政总收入不足3亿元。为了做好劳动力输出培训,该县依托县职教中心开设了电工、高级家政、保安等专业,针对农民进行劳务扶贫培训。没想到,学校变成梧桐树,引来了凤凰!因为劳动力就近又合格,台湾一家电子产品加工厂直接在学校旁边投资建厂,一下子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
“每个县必须有所职业学校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张庆成说。
在中部和西部的很多县,舍得花很大力气建一所高标准的普通高中,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全国近15000所中职校中,至少有1/3的学校不具备举办职业学校的条件,其中有很多是农村中职校。
  “除了对县级职校的意义认识不到位外,这一现状总体上是由于长期投入不足造成的。”鲍义志说,中央财政在“十一五”期间投入100亿元实施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有望缓解这一困局。他认为,各级政府投入也应该加大,本着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省、市地方政府要把对农村职业教育支出列入本地的财政预算,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投入要跟上,办学模式更要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这是很多委员对县级职业学校发展的意见。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政协主席赵金城特别提出,除了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订单培养模式、远程教育模式,还要格外注重普职挂钩的模式。
  怎样的县级职业学校才能成为农民致富的摇篮呢?“农村职教中心要做到‘四像’就好了。既像职业学校,又像培训中心;既像产业中心,又像经济中心,这样肯定就能成为县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齐续春在担任河北省教委副主任时主管职业教育,这是他对农村职教中心发展的设想。齐续春打比方说,如果一个县盛产蔬菜,那么县职教中心要成为蔬菜研究所、配发中心、装运中心,如果做到这点,职教中心就能支撑县域的蔬菜产业,何愁不能成为农民致富的摇篮呢?
  体制性障碍,如何降低这几道槛
  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存在诸如管理体制上统筹乏力、办学体制单一等体制性的障碍,如何破解这种困局?委员们围绕这一问题纷纷建言献策。
  “目前职业教育在办学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都还比较单一,主要还是政府投入、教育部门经办、全日制的学历教育。”全国政协常委陈益群认为,这种状况距离“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还有很大差距。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在对上海、浙江、黑龙江、吉林一市三省调研后发现,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行业企业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很多地方面临着一方面是技术工人与高技能人才紧缺严重,另一方面是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断弱化的两相矛盾的局面。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资源流失严重,如何实现十六届六中《决定》中提出的“在企业中建立工学结合的职工教育和培训体系”,也还没有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企业如果不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就不会有大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俞正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政府就要监督落实“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规定,充分调动企业及社会资源投入职业教育,部委、行业、企业要切实制定学习型企业的规划、举措。
  除此之外,缺乏足够优惠的政策吸引民办资本进入农村职教,也是目前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一大体制性障碍。“民营资金是否能进入职教,关键看进入的门槛有多高,或者干脆不设门槛。”张庆成对此很有卓见。
      张庆成认为,要继续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农村职教,政策上要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保证他们有一定利润,增强吸引力。
  “除了民营资本准入方面缺乏吸引力外,农村职业教育分属教育、民政、劳动等部门多头管理,先培训后上岗的劳动就业准入制度执行不力等,也都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要破解的困境。”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宝成集团董事长柴宝成认为,政府要制定职业教育长期发展规划,加大主导、统筹力度,逐步建立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新农村的新农民,怎么“武装”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有一部分农民要留在村子里,完成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还有一部分脱离农业生产,向城市转移,由于总量众多,转移成本很高。
  “由于各方面原因,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培训工作实施效果不够理想。”罗霞委员说,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
  张庆成在四川调研发现,一个建筑工地的小工每个月能挣500元至600元,而经过电工、电焊工等职业技能培训后收入可达1200元至1400元左右。
  张庆成认为,农民打零工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低层次的劳动力转移,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真正的农业人口转移要赋予农民一定的技能,真正脱离农业生产。这需要强大的工业发展作为支撑,让农民从事二产,实现真正的转移。
  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洪绂曾委员也认为,发挥农村职业院校的作用,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的农村二、三产业,把农业、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途径。
  “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即‘离农教育’发挥了较强作用,但对如何培养留在农村、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新型农民,如何使农民成为农业生产骨干,发挥作用不足。”张庆成建议,政府要大力培育农村经纪人,这是完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职业。比如,台湾的农会组织下面有经纪人,有搞种子销售的,有指导使用农药的,有推销产品的,这是一个改变这种现状的新思路。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农村技能培训脱离农民、农村实际,甚至出现为了赚点补贴的“培训专业户”,这种现象也引起委员们的关注。“政府应该提供更多不同种类的职业教育选择,让农民兄弟像逛超市一样自主选择感兴趣、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效。”全国政协委员罗霞说,长三角部分区域将培训券发放到每一个迫切需要培训的农民手中,他们可以用培训券冲抵培训费,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工种。在参考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其他更为合理的新模式。(《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10日)

建设创新型国家呼唤更多教育家
——代表委员谈当代教育家的培养

  连续两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提倡教育家办学。每当此时,总理都饱含深情。一如他年前在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所讲的那样:“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我国不仅需要大批的科学家,也需要大批教育家。”本次“两会”上,培养教育家的问题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
  “有了一大批教育家,才能把教育搞好,国家的发展才有根基。”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教育家,是培养高素质公民和创新型人才、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如果片面追求升学率,片面讲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对一个人的全面培养,能造就出什么人才?”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说到此处,语调提高了几分。
  史宁中说,我国人口素质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等亟待提高,否则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相称。“作为一个教育家,不仅要把数学教好,语文教好,更重要的是要把人培养成高素质的公民。目前我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也需要培养大批的创新型人才。教育家的重要性也在于此。培养高素质的公民,是为和谐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为国家发展。“有了一大批教育家,才能把教育搞好,国家的发展才有根基。”
  “脱离课堂的教师绝不是教育家,把教育变成这主义那主义的也绝不是教育家”。
  近年来,随着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大,社会对良好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也需要有大批教育家产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当代教育家要打破拘于行政、社会等多方面的束缚,要有独立治学的精神,兼备“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众”的勇气,这些也是教育家难以产生的个人原因。“脱离课堂的教师绝不是教育家,把教育变成这主义那主义的也绝不是教育家。”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特级教师柏均和也认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理论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和能量。教育领域也一样,要在教育理论上有重大建树,不能把教育家搞成行政官员或教书匠。
  柏均和说:“当代教育家的三个标准:一是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二必须是教育科学家型的教师,而不能是‘老黄牛’似的教书匠,真正的教育家需要在教育实践、教育理论上有重大建树,为建立我们国家自己的教育科学作出贡献;三是教育家必须师德高尚、教艺高超、知识渊博。”他认为,当代教育家要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类拔萃,并且有重要社会影响。
  我们有实干家和理论家,还需要有良好的“土壤”,才能产生一大批教育家。
  另外,从制度和管理的层面来讲,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也需要培养教育家。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从大学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以前大学就是教学加科研,一个学者来管理就可以了。但现在高校还涉及社会服务、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管理中也增加了很多策划、经营的成分。所以就不能满足于原来的学术层面的管理,而是要进行全面的管理。这不是一个学者就能够承担的。”顾海良分析,从近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一些高校因为管理的漏洞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把这一块重视起来。
  要产生一大批教育家,还需要有良好的“土壤”。顾海良解释说,首先需要明确一点,要把学校办成什么样的学校。这是一个标准,就像做产品一样,它的综合指数怎样,有了标准,才有产品,才有企业家。有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标准,这样才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有利于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研究如何办好每一所学校,才能产生社会主义教育家。
  顾海良说:“我们有着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刻苦研究教育理论的实干家和理论家,再加上有这样的‘土壤’,肯定会有一大批教育家涌现。” (《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11日) 
 
“让农村孩子也拥有花样年华”
——全国政协委员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建言献策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当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涌入城市,为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打拼时,留守在家乡的孩子们却在孤独地成长。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教育,部分“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走上了一条坎坷的弯路。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来自四川、重庆、江西、广西等劳动力转移大省份的委员们多次为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建言,找寻进一步解决的方案。“让农村孩子也能拥有一个花样的年华”成为委员们一致努力的方向。
  “留守儿童”问题不容忽视
  “1.5亿、500万、2000万”不少委员在谈到“留守儿童”问题时,都提到了这三个数字。1.5亿,是目前我国农民外出务工数量的粗略统计,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个数字预计将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递增。这些外出务工者大都处于青壮年,他们的子女一般处于基础教育阶段,2000万,就是留守在家乡他们的子女的数量。
  农工党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缺失了正常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心理、道德、习惯养成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隔代亲”的溺爱导致正常教育缺失。由于祖辈文化少,对“留守儿童”物质上给予的多,精神上关注的少;品行上溺爱的多,教育引导的少。特别是祖辈无法对孩子进行学习辅导与人格培养,也很难与孩子进行思想交流。有些孩子因成绩不良而逐渐产生厌学情绪,进而走上辍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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